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为明天奋斗

2011-10-7 17:49:11 安庆热线来源:安庆热线浏览次【大中小】【打印】【关闭】

与“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一个有着一亿多人的庞大群体，数量巨大。他们从自己的上辈手中接过压力与责任，致力于改变自己和创造财富。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未来放在城市中，一切以城市作为参照物，在城市中为明天奋斗。
那么他们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情感？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又如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未来呢？记者近日对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采访。
关注一：
从“卖苦力”到“拼智力”
在我市华中路一家室内装潢公司做设计工作的枞阳男孩孔海军是个典型的“80后”，1986年出生的他，几年前应聘到这家室内装潢公司，经过努力，现已成为了这家室内装潢公司的主管。
孔海军能学到室内装潢技术实属不易。他告诉记者，他的家庭十分贫困，高中毕业那年，其弟弟妹妹还在读初中。“那年，父亲带着我到城里干活，在建筑工地做建筑小工。后来，父亲还给我找一个师傅，教我做砖瓦工。”
因为孔海军的父亲没有文化，一直在城里从事建筑小工，挣的钱并没有让家里富裕起来。为此，孔海军不愿再跟父亲一样从事“苦力”活了。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找份技术活，不要太累，待遇高点。”为此，孔海军找到一家木地板厂，但工厂的活儿并不好干，打工的日子和自己想象的根本不一样。累，太累！一双手要跟上流水线的速度，稍稍赶不上，物料就堆积在面前。由于操作不熟练，孔海军没少被主管责骂。
一个偶然的机会，孔海军在网上结识了一位朋友，其是室内装潢设计师。“那时，我也想做一名室内装潢设计师。”于是，孔海军用自己辛苦挣来的5000多元钱，去合肥一家电脑学校学习室内装潢设计。
后来，孔海军经朋友介绍，在我市华中路一家室内装潢公司，从事室内装潢设计工作。由于技术过硬，成了公司首席设计师。虽然月薪2000多元，但他并不满足，做起了兼职，干起了业务员。他想，做销售能够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建立更多的人脉关系，能够为自己实现理想。
此后两年里，孔海军一直在这个行业流汗奔走。如今，他已经成为这家室内装潢公司的主管。
“我目前的工作环境和月薪，已经让家人另眼相看了。可是距离我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孔海军说，等他赚够了本钱，就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室内装潢公司，在城里买房子，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关注二：
从“就是这样”到“我要维权”
在采访中，有市民这样认为，城市建设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城市）并没有很好的接纳他们。根据有关方面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望江籍人唐泽贵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其父亲早些年就来到我市刘纪工业园一家塑料制品工厂打工，经常加班，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我高中毕业后，父亲就把我带进了这家工厂，月薪在1500元左右。父亲在这家单位待得时间久了，不想换工作。可是我不想这样，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在南方闯出财路，我也想到南方去闯一闯。”
唐泽贵说，可父亲不愿他离开这家工厂，主要基于离家近，父亲又可在身边照顾他。而唐泽贵并没有这样想，“人活着，不能图一时稳定，应该出去见见世面。”
在唐泽贵的执意下，他的父亲才勉强答应了。可是当他向老板提出辞职，要求结清被扣发的工资时，意外遭到老板的拒绝。“老板告诉我，要想不干了，现在就走人，一分工钱也没有。”
“当天晚上，我想了好久也没想通，憋在心里实在难受。”唐泽贵说，他的父亲告诉他，在工厂里上班就是这样的，如果找老板好好说，兴许他会给部分工钱的。
“后来，还是父亲跟老板说了不少低声下气的话，老板才勉强答应给我一半工钱。可是我拿到这点工钱，心里感到特别不舒服。”唐泽贵说：“当时，我很不服气，想到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但被父亲给阻止了。
唐泽贵父子俩在遭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表现出了“就是这样”到“我要维权”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对此，记者以“面对劳动纠纷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的问题采访了一些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农民工表示出无奈。农民工小李说：“那又能怎么办呢？即使自己拿到了应得的工钱，起码也要花很长时间去做这件事，而那么长的时间里，也能挣到不少工钱了。如今不少工厂环境就是这样。”
关注三：
从“父母之命”到“寻找爱情”
　　在我市汽车销售行业打拼的朱志军29岁至今依然单身。在与记者交谈中，他说，再过几个月，就三十而立了，现在他连个对象都没有，在婚姻问题上应该说有些晚了。
　朱志军在我市从事运输车销售行业，工作以外接触的女性朋友不多。他的单位离市中心较远，单位有免费的网络，平时其有充足的时间上网冲浪。
朱志军说，他的父母和妹妹给他在老家枞阳县会宫乡先后介绍了3个女朋友，经常催着他回去相亲，可是他不愿在婚姻上让父母做主，他想自由恋爱，寻找自己的爱情。“每年回家过年时，少不了父母的唠叨，说哪家的孩子今年结婚了，哪家的孩子今年定婚了……耳朵都快听出茧来。”
朱志军说，他有自己的择偶标准。“人长得一般就行了，最主要的是双方有共同语言，性格上能合得来。”
“虽然我已‘奔三’了，也为自己的婚姻大事着急，心里负担很大，可我挺反感父母为我说媒。”朱志军说：“现在继续寻找自己的爱情。”
谈起他今年最大的愿望，朱志军说，真希望今年能带个女朋友回家过年。
关注四：
从“有学可上”到“要上好学校”
由于家境并不富裕，从枞阳县义津镇来我市一家建筑工地上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胡孔杰在工农街租住了一间30多个平方米房子，全家3口人挤在一起。胡先生说，他的女儿胡华（化名）今年9岁，在我市一所算不上好学校的小学读书。
胡孔杰说，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10年前，他们这个大家庭就比较贫困。姐姐没有读书，6岁的时候就照顾他。而他高中毕业那年，因为弟弟读初中，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中途缀学，背井离乡，扛着蛇皮袋到城里打工。
“小时候，读书时，学习成绩好与坏，主要是靠自己。”胡孔杰说，当时父辈们不过多考虑是不是将孩子送到教学质量好的学校就读，只要孩子有书读就行。
胡孔杰说，当年，如果自己成绩再好点，就可考上大学。为此，他要加倍培养女儿，让女儿成才。
胡孔杰说，与他一起干活的几位年龄大一点的砖瓦工，他们的孩子小学升初中时，基本上都被分配到市五中、市三中、市九中和市十六中学习。其中也有一些成绩特别优秀的孩子，也同样被这些学校录取。胡孔杰说：“我不认为这些学校教育质量差，而是跟我市一些名校相比，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需要有待提高。”
再过几年，胡孔杰的女儿胡华就要小升初了。胡孔杰有些犯愁地说：“女儿可能分配不到市里的‘名校’，可是我想让她上一所更好点的初中。女儿学习很努力，成绩也还好，我们想让女儿也能与大多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平等教育权。”
关注五：
从“城市过客”到“我要留下”
　今年29岁的吴成富来自枞阳县汤沟镇，2006年从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毕业。毕业后，他决定在安庆市区找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几年内，他换了几份工作，也考了几年的公务员，但遗憾的是，都没有考取。目前在我市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月薪近2000元。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
由于夫妻双方家庭都不富裕，吴成富妻子在一家室内装潢设计公司上班，月薪1500元。夫妻俩为了节省开支，与他人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去年，他俩的女儿出生了，夫妻俩工作忙，没时间带孩子，女儿8个月后，他们只好把女儿交给了老家的父母。
吴成富说，在城里打拼了5年，仍然没有自己房子，感到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虽然家乡还有自己的土地，有他的房屋，但他已经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感觉自己已经回不去农村了。
吴成富说，他想留在城里，可是一路上涨的房价让他望而生畏。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支付银行首付。吴成富目前有一个计划，每年尽量存款2万元，在6年里，争取购买一套小面积的二手房。
当天，有8名年龄在25至29岁之间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记者采访。其中6名与吴成富有着同样想法，仅有2名想回农村创业。
其中一位在市区一家医药公司打工的女孩田亭亭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她一个月工资只有1200元，而每个月开支也不小，与同事合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每人各付房租每月200元，公交车费每月60元，伙食费每月360元，手机费每月50元……。可以说田亭亭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月光族”。
田亭亭十分无奈地说：“在城里生活，很方便。我身边许多朋友都想在城里生活，可是自身条件受限，只能在城里打工，很难真正落户城里。”
那么，城市是否有意识去接纳新生代农民工呢？在采访中，有关人士认为，随着医疗保险、上学就业等优惠政策的出台，他们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然而，要真正融入城市，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