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有关河南农村献血员感染艾滋病的报告上报，写报告的人是原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负责人王淑平。62份初筛的HIV阳性血样来自献血员集中的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

1996年1月10日，经由中国防疫科学院院士曾毅推荐，王淑平的报告上报给了卫生部。

1996年3月，全国开始取缔以采血浆盈利为目的的大小血站。在河南，因从这年的3月14日夜开始刮起的血站取缔风暴，后来被称为“3·14案件”。

在西赵桥艾滋病疫情发现之后的4年多，距离其30多公里的上蔡县文楼艾滋病疫情浮出水面，文楼成为第一个被公开报道的河南艾滋病疫区。疫情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自2000年起的3年间，河南省迅速关闭了全部单采血浆站。2001年8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

文楼之后，河南省第一个被发现的艾滋病疫区——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却隐没了。十年后，记者来到西赵桥村，采访从寻找当年被第一批抽取血样的赵家兄弟开始。

1995年12月16日，王淑平向周口地区卫生局递交的报告。制图/小赖

“你认识赵六吗？你们村里有一户兄弟七人的人家吗？”这个问题穿过了西赵桥村中央的东西大街，“不认识，不知道。你再往前走走问吧。”在田里挑粗粪的老汉，端着饭碗站在院门口的女人，商店里摆弄酱油醋的小老板，漠然地给出了同样的回答。一个抽着烟打着饱嗝的男人的回答欲言又止:“有，你找他干什么？哦，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这个问题被12月的寒风吹到了村子的西头，眼看就要离开村子没有答案了。“赵六是我叔，我爸是赵四。我爸死了。”一个孩子急匆匆往家赶，“六叔出了远门打工去了，家里没有了人。”孩子的家在一条胡同深处，破旧的院门遮掩着更破旧的几间房屋，院子里没有人，一条黑狗喘着气，狂吠。“妈出去打牌了，我还有一个姐。”赵六家的院落斜对着孩子的家，围墙歪斜着，院门上挂了一把生锈的锁。一个40来岁的男人走了过来，孩子冲着那男人说:“有人找我六叔。”

这个男人叫赵五，孩子的五叔。“有事吗？他爸死了，他六叔也死了。我家就是兄弟七人。”赵五不加掩饰地说，“都是死于艾滋病，2002年、2003年死的，村子里那几年因为艾滋病死的人多了，好几十个。你别问孩子，他啥都不知道。”他解释说，出了远门是孩子不好意思直说，就是人死了的意思，“外出打工，可不是嘛，在南边地里守庄稼呢。”村上的死者大都葬在村南的田里，化成泥土也要守护着曾经侍弄过的稼禾。

成为河南省的“艾滋病防治示范区”后，2003年，河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进驻到西赵桥，对这个正经历灾难的村庄进行帮扶。

河南省商水县汤庄镇西赵桥村位于县城西两公里，从县城向西，一条新修不久的乡村公路有些弯曲地通到了村庄，“艾滋病示范区”等字样的标语闪现在临公路的房子屋墙上。商水县属于河南省周口市(原周口地区)管辖，隔着一条高速公路，与归属于周口市区的川汇区隔路相望。

周口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原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简称周口CDC)在川汇区人民路上，“国家一级疾病控制中心”的巨大标牌树立在这个中心大楼的顶端。“你认识王淑平吗？”在周口CDC的二楼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女性工作人员面对这个问题一脸茫然，她说是新来这里工作的，要打听多年前的人事，可能她的领导知道。

一位姓邓的主任在四楼的办公室，“10年前，这里有一个叫王淑平的人吗？”显然，邓并不比她的下属知道得更多一些，她赶紧找相邻的几个办公室询问，但还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刚到这个单位没多久，对过去的事情不很了解。”她无奈地笑了笑，表示爱莫能助。

王淑平是原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负责人，后来，检验中心合并到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变成了周口慢性病防治中心，而王淑平已成为这里的陌生人，物是人非，光阴在抹平着过去。2005年12月初的一天凌晨，王淑平从大洋彼岸的美国突然打来了电话，把多年前的历史掀开了一角真相。

“1994年1月的一天，我把王淑平等医生带到了西赵桥村。”2005年12月9日下午，赵五在村民赵吉利家的正房里，想起了10多年前，几位从地区来的女医生第一次抽取了他们兄弟几人和许多乡邻的血样。从这天开始，王淑平和同事多次深入到西赵桥村采血样。

艾滋病重灾区文楼村，密密麻麻的坟头成了艾滋村的独特“风景”。张燕领摄

献血大军隐忧初现

“你只要伸出胳膊，没有人做什么检测”

在组建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之前，王淑平为周口地区的一家血站和卫生局工作，血站在那时是河南省各地市另类的工厂。“太康县建了全地区最早的一个，后来全区各县陆续都建了，共有19个血站。”王淑平回忆了这种另类工厂盛时的情景，她说的19个是“国有的”，即卫生机构开办的，“民营的、私有的”(即地下的、非法的)另类工厂更是遍布了城乡，无一计数。上世纪90年代初前后，河南农民身体内的血液成了那些“工厂”廉价的生产原料。

在血站工作的王，其实是一个做流行病学研究的医生，她在和血液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1989年，一份报纸刊登了南方一个城市的血站，在献血员中发现了大量丙肝感染者(HCV)，这让我有了警觉。”不久之后，王淑平在周口的血站献血员中检测出了肝炎病毒，“1992年，我们已经发现丙肝开始流行。”她通过对献血员的多次检测发现，肝炎的发病率奇高。“很多献血员转氨酶升高，一看就知道那是丙肝阳性。”1993年底，王淑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卫生部医政司，希望高层能够对这一情况给予关注。

献血员来自周口地区的乡村，较近的商水县西赵桥村便是献血员集中的村庄。“那些年，大家都到处跑着卖血，挣钱快啊。”赵金山是赵五的三哥，也是赵家七兄弟中的老三，他那时是村民小组长，“全村的成年男女大都成了卖血的，周边的村子也一样。”西赵桥村1000余人口，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在外卖血的。

1995年3月，王淑平参加一个卫生部门的会议时，听说一个曾经在太康县卖过血的献血员在昆明被检测出为HIV阳性(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献血员曾在昆明的血站有过卖血经历，并有不洁性行为。HCV和HIV有着相同的传播途径，即通过血液传播，王建议血站要对献血员进行HIV检测，“但事实上后来并没有那样做，因为若这样，成本就会加高。”王淑平把这个建议汇报给了省卫生厅，她认为所有的血站都应该停止采血，这个警告在当时的卫生部门被搁置了。

曾任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的马士文是河南省首例艾滋病病例发现的见证者之一，1995年3月8日，他接到了昆明打来的电话。2003年春天，马曾因涉嫌通过互联网向外界传送了一份河南省艾滋病工作文件而被捕入狱，2003年10月18日查无实证被释放。

“你只要伸出胳膊，没有人做什么检测。”47岁的赵吉利也曾是献血员大军中的一员，如今，他成了西赵桥村艾滋病人对外联络寻求帮助的牵头者。这些年，他多次跑到北京、郑州等大城市，与国内外的慈善、医学研究机构联络，希望获得药品延续村中众多艾滋病人的生命，这些病人，是他当年的“血友”，他的妻子是其中的一个。

王淑平于1995年提出的对献血员进行HIV检测的建议，在那年春天的豫东平原上，相抵于那些“另类工厂”的生产成本的考虑甚是轻微。

在献血员中检测出HIV病毒之后，“采血工厂”没有停止工作。1994年底，王淑平离开了血站，成立了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这是一家独立的机构，王是负责人，丁红等几位女医护人员参加了中心的工作。

404份血样的惊人发现

女医生带着62份HIV阳性血样进京

西赵桥村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是一个姓雷的女人，“我们已经记不清她的名字。好像叫雷×英。”村民赵华说，“从外村嫁过来的，死了，时间长了，名字就忘记了。她的丈夫叫赵宝元。”第二个遭遇不幸的是赵继来，他在患病不久，苦于无药可治，在病痛的折磨中痛苦死去。“我们在西赵桥村检测出的第一例HIV感染者是个女的。”王淑平说，这和她所负责的临床检验中心在西赵桥村的抽取血样结果，与这个村庄后来发生的事情相印证。

1994年底，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在王淑平的主持下开办起来了。“我们是自筹自支单位，虽然属于地区卫生局主管，但局里没有投入一分钱。”丁红是当年临床检验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中心的筹建，“我做试验室工作，是做化验的，后来在献血员中提取的血样是我做的初筛。”丁红在中心被撤销之后，被安置到卫生防疫站(即现周口市CDC)化验室，2004年，被通知提前退休了，虽然她才40多岁。

据丁红回忆，当年的临床检验中心共4个人，除她和王淑平之外，还有一个姓刘的女医生，另一位则记不清姓名了。“王主任说，先不发工资，要做采血样、化验，在当时，她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丁红说，在并没有得到上级投入资金的情况下，她们把挣来的钱买了仪器，停发了工资，自1994年底中心成立不久，即开始在献血员中提取血样，做HCV和HIV的初筛。

西赵桥村现任村主任李桂玲还记得10年前，王淑平和丁红等人在村里采取血样的情景。“她们在我家里还吃过一次饭呢。”李当年已是村干部，村民并不配合地区来的陌生医生提取血样，需要村干部做工作进行沟通。“我们并没有告知村民实情，就连商水县医院也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是做什么，他们以为是化验乙肝的。”丁红说。

赵五在那年的9月将王淑平等人带到了西赵桥村:“她们开了一辆车，后来又多次到村里来。她们说血样要送到北京去做检查。”赵五兄弟7人都被提取了血样，“我们兄弟都卖过血。”赵五是村里老资格的卖血人员之一，“我开始在县医院只卖全采，有病人需要输血时，对上型的医院就会找我。后来，周边开了很多血站，有人就找到我，让我拉一帮人去卖单采。”于是，赵五拉拢了自家兄弟和乡邻组织了一支卖血队伍。

从1995年5月到9月，王淑平等4人在周口地区的献血员中提取了404份血样，通过丁红的试验室初筛，发现了惊人的HIV阳性感染数字，她们担心结果不准确，接连用了几种不同的试剂，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赶紧把这个结果报告给了当时的地区卫生局长，局长说，你们给周口做了一件大好事。”王淑平说，那位局长刚上任不久。半个月后，王又一次去找局长汇报，“我去问他这事该怎么办，他却问我你们做得对不对？我说如果不对我可以拿到北京去做。”

1995年11月，王淑平动手写了一份给卫生局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她为慎重，没有提到检测到的HIV阳性具体数字，但提出了艾滋病传播在献血员中的危险和应对措施。报告给了局长以后，王淑平却没得到任何的回复。“我知道，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压下去，那我就自己上北京。”她说到做到，这年底，她带着62份HIV阳性血样北上了。

取缔血站风暴

河南籍献血员检测出艾滋病毒

“别人办血站赚了大钱，我办血站赔了一干二净。”莫新安住在河南省杞县坊子街上，“我也曾是一个血头、血霸。”他干笑了几下，1996年，在他的非法血站被取缔、他被抓之后，当地的一家报纸发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标题是“吸血鬼莫新安”。

在得知河南籍献血员在昆明被检测出艾滋病毒后的第二天，即1995年3月9日，河南省政府转发了卫生部关于加强血液管理的紧急通知，加强采供血机构的整顿。3月31日，河南省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省关闭所有的单采浆业务。莫新安的晦气正是碰上河南省开始查处非法采血之后。

杞县归属于开封市，与周口市太康县相接，根据多方得到的资料推测，河南农村今天的艾滋病疫情正是以太康县为中心，以150公里为半径高密度扩散的。在由中国防疫科学院首席专家曾毅推荐、王淑平上报给卫生部的报告中曾提到:“河南太康县的郭××，1991年在昆明打工，期间多次献血，并有性乱行为。1992年开始在周口及其他地区的4家血站献血，共计献血30多次。直到1995年3月初再到昆明献血时才被发现为HIV感染者。另外还有原籍云南、贵州等地献血员长住周口长期献血。估计上述人员为单采浆血站的传染源。”